李世南是当代大写意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他承继梁楷、徐渭、石鲁一脉，丰富发展了泼墨、泼彩大写意人物画，开拓了人物、山水、花卉的打散与融合，在半个世纪里，他坚定着自己的艺术跋涉，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传统里汲营养

1940年的冬天，李世南在上海出生。李世南的祖籍在浙江绍兴，小时候随母亲单月娟生活，颇具才学而善良坚毅的母亲，在艺术才能的培养和个人品格的形成上，给李世南以极大的影响。

少年时代，李世南显露出对绘画的挚爱，他学习素描，自发临摹明、清作品，这为他以后走上绘画道路打下了基础。为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李世南16岁时只身赴西安，成为西安电力机械技术学校的一名工人，他利用业余时间练习画画，19岁便在报刊上发表版画、国画、连环画等作品。

人的一生如果能遇到好的老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1962年，李世南被西安群众艺术馆的蒋雄影领到何海霞那里，李世南回忆说：“没有行叩头礼，也没有鞠躬，何老师就收了我这个学生。”何海霞教他“三日一山五日一水”地在宣纸上用水墨临摹自己的作品，李世南开始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系统性的学习。

1971年，何海霞把李世南领到石鲁那里，他说：“我只给您介绍这一个学生。”何海霞一再嘱咐石鲁：“石公必传。”由此，李世南开始追随石鲁，进入了一个中国画的新天地。

李世南在十余年的苦心摸索和对中国画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问题，于此时遇到石鲁，如久旱逢甘霖。他在石鲁的指导下完成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东汉流民图》《寒女织锦图》等国画作品，开始在写意人物画上摆脱素描造型的局限，完成艺术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石鲁告诉李世南：“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一代一代创造出来的。传到今天就是传统。你如果创造得好，传下去就是传统！”

对于李世南来说，石鲁对他的影响实在太深厚了。这影响不仅仅是对技法与表现手法，更是对艺术理念和审美理念以至于整个人的人生观的影响。李世南在《狂歌当哭——记石鲁》中说：“在我的艺术跋涉中，石鲁始终伴着我，激励着我，可以这样说，没有石鲁就没有我。”

夹缝中求生存

贾平凹曾言：“长安城西郊，有一荒野村落，曰马军寨，古屯兵训练之地也。画家李世南四十二岁至四十五岁蛰伏于此。这两年半里，是画家生活最困难之时，是画家读人世大书之时，是画家变法之时。”

笔墨表现主义的提出，是李世南绘画理论成熟的标志。在马军寨生活期间，李世南创作了《李慧娘》《欲雪》等，这些画作中一个鲜明的艺术特征就是人物的身子几乎消解在笔墨里。也许是这个时期的写意人物画，使李世南终于诞生了自己的艺术观点——笔墨表现主义。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到中年的李世南面临着在夹缝中生存的危机。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李世南的水墨艺术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在全国名声大振。

1984年6月，李世南在离开马军寨前完成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入选全国第六届美展优秀作品，并成为他的代表作。

1989年，李世南以巨大的创作激情，创作出大量泼彩人物画。这种独创的表现手法将写意画推向更加自由奔放的境界，自我表现的色彩也更加浓烈，以生、死、爱为主题，使李世南作品的基调更加趋向深沉的悲剧性。

到了20世纪90年代，李世南对笔墨的技术性追求逐渐弱化，他的笔墨变得更加纯粹，不再将笔墨当成是仅仅依附于造型的形式手段，而是把回归笔墨本体、以笔墨为境界作为追求目标，更多的是强调笔墨精神。尤其在1993年生病后，李世南的创作开启了对人生无常和个体生命的关照。

李世南回忆说：“我从1993年大病之后就天天写日记，人是需要经常反思、反省的。反省的时候并不觉得苦，而是在享受这个过程。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养心，在养你自己。画到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养出来的。像煲汤一样，各种药材加进去，慢慢熬出来。这些药材就是你的人生经历。”

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已知的、未知的所有事情，然后在各种历练中参透生命真谛。“独行者系列”正是李世南在这种思想下的产物，这组带有强烈自喻性质的作品，是李世南大半生与命运抗争的写照。

笔墨中现风骨

李世南是一个不倦的跋涉者。从16岁背井离乡，就注定了他漂泊的命运。

1999年，59岁的李世南从深圳去往河南郑州，遍访古寺后创作《弘一大师像》《五十九岁自贺》等作品。2000年，他开始创作《中国历代高僧图》。作品中的108位高僧，没有具体形象和神态，色墨自然渗化，浅线勾勒，人物似乎要化入虚空的背景中去。这种空灵宁静的意境的营造，更强化了作品的内涵，使作品情感和气势相统一、思想和构图相统一、意蕴与内容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