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南在深圳的遭际是不是也有身陷“无物之阵”的味道呢？石鲁在“无物之阵”中的突击与坚守是不是给了李世南一种启迪呢？应该是这样的。时代不同了，强加在艺术上的政治干预已经摒除了，但先锋的孤独一如既往。我想，艺术家在向艺术的腹地深入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冷暖自知的境界。从石鲁身上，李世南应该悟道这一点；从自己的深圳经历中，李世南应该有这种切身体会。
似乎可以说，狂歌当哭的李世南，在祭奠石鲁的过程中，也完成了一次死生悟道，一次人格修炼，一次坚持艺术个性的立誓。我清楚地知道，屹立在世纪末的风中，无数20世纪的送行人，都以自己的形式在进行世纪回眸。空旷废墟、凄凄芳草、夕阳古道和那个忧郁的凭吊者，在组成一组又一组富有象征意义的雕像。李世南站在“长安画派”的废墟上，凭吊恩师石鲁，回眸自己的青春岁月，当然也带有世纪末流行的感伤与怀旧情绪，但更多的是面对新世纪的自我醒神。对石鲁的纪念，事实上如果不落实在艺术个性的坚持和对原创精神的维护上，那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说，本世纪上半叶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在水墨技巧的创新和在水墨题材的开拓，是在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留下更清晰、更全景的底片的话，那么，李世南在世纪末这最后十年的创作，是对中华民族失去精神故乡的现实在进行艺术的传神。
(摘自《笔墨人生》名家谈艺P93-99)
李世南从一位普通工人成长为一个真正第一流的画家，即使在当今画坛也是罕见的。他立志和成材的基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幸运得到艺术大师石鲁的点播，正处在人生最不幸时期的石鲁，唯有视绘画为生命的全部，这使得李世南在以后的创作中也一直保持对艺术生命的真诚。李世南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作为“长安画派”的后起之秀，创作了《开采光明的人》等极具冲击力的作品。1984年，当“文化寻根”思潮刚刚萌芽，李世南以一个艺术家独具的敏感举家南迁，来到楚文化遗风尚存的荆楚大地。“朝秦暮楚”的环境转换，对楚文化实物的玩味打量，使李世南创作出《长安的思念》、《南京大屠杀48周年祭》、《巫山梦》和《楚骚4号》等大量力作，从而奠定了在中国画界凤毛麟角般的创作地位。
病愈出院后的李世南，不仅以极大的毅力对，“几乎失半壁江山”的躯体进行康复，而且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到崭新艺术语言的探索上。当国内外朋友对他的艺术生命的再度辉煌抱以怀疑时，他以一幅大画作出了响亮地回答：世纪之潮铺天盖地地涌来，一叶扁舟迎风而上，在人与人潮构图的强烈反差中，艺术家再次显出狂烈的生命张力！这何尝不是一种象征呢。闯深圳的李世南何其不幸，又何其有幸啊！四年的生命沉浮竟一而再地成为文化人普通命运的写照，这难道不是一种造化吗？！
(摘自《笔墨人生》名家谈艺P11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