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潦寒先生文章
李世南在北京郊外的画室名叫“双柿草堂”,是一间旧时的小型仓库改建而成。
经批评家皮道坚老师介绍,我有幸拜访李世南老师。
初入画室,随处可见精致极了的观赏石摆件,李老师热情的向我介绍起来。这间环境雅致的画室李老师已使用多年,墙壁上随意的悬挂着早年创作的几幅作品。这次虽然提前向李老师说明了来意,但初次见面,还是不免心有顾忌。老师爽朗的笑声打破了我的顾虑,随手铺纸磨墨,一气作了数件作品,边作边与我聊天,说自己每日创作总是尽可能多的画,然后从中挑选出最为满意的作品保留,其余作品揉碎撕烂,不会流出。
正在交谈时,又有客人拜访,是两位年轻的画友。也是慕名而来,落座交谈,年轻人带着习作请李老师指点,李老师认真的观看、指点、交流。在一旁的我突然间明白,李老师对待绘画的态度成就了他今天的精神人格,而这种精神人格使他在中国绘画的画理上得到升华。
以下借来一篇潦寒先生的文章,请他带我们进入李世南先生的精神世界:
“农历庚辰年(1940)年十一月初九,绍兴柯桥湖塘乡,数一数二的大乡绅老李家的第三个儿子降生在上海静安区九幢边体洋房的一间屋子里。这一年,日本铁蹄正践踏着中华大地,上海沦陷。其父李琦随中央银行分行迁往香港,香港沦陷后又到仰光,后至印度新德里。直到抗战胜利后,李琦才见到这个最小的儿子。当远在海外的李琦得知他有了这个儿子,便取了一个名字叫世南,以纪念在他南方的漂泊与迁徙。”李世南的女儿李萌为父亲写传记时,开篇就这样写。
李世南从小临摹二祖父收藏的费丹旭(费晓楼)、改琦等清代的工笔重彩仁女画,中学时候的美术老师曾经留学法国,对李世南有着得要影响。中学毕业后,15岁的李世南踌躇满志地报考了原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白发苍苍的留法老师肯定地告诉他,你的专业没有问题,就看其他方面了。果真后来因为家庭成份名落孙山。此时李世南在《上海青年报》发表第一幅漫画《万世俱备只欠东风》,第一次挣了三块钱的稿费。1956年,16岁李世南糊里糊涂去了西安,上了西安电力公司所属的电力机械术学校。可是,他画画的愿望并没有因为没上成美术学校而受影响,反而成了他努力画画的一大动力。
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后,群众性的大画壁画遍地开花,李世南根据一位工厂业余作者的小小说《钢》,画一组水墨连环画在北京《连环画报》发表。在上西安群众职工美术班时,李世南在老师蒋雄影的介绍下,从1962年开始跟从何海霞学习山水,后被借调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创作安全生产连环画《安全问题》。回来后何海霞被打倒后,又被介绍给石鲁当学生。石鲁是张大千的学生,教学方法与何海霞的课徒式教学迥然不同。每次李世南带上习作去请教石鲁,在长达数小时内,石鲁只是海阔天空,由浅入深地阐述中国画深奥的画理而从不当面示范。这种启发式的谆谆教导引领李世南走入了中国画无与伦比的精髓的精神层面,令其终生受益。李世南亲聆石鲁教诲的十年经历,在他后来撰写的回忆录《狂歌当哭 — 记石鲁》中清晰可见。
1977年,李世南凭借着专业功底调进西安工艺美术研究所,结束了长达19年的工人生涯。在西安工艺美术研究所里,他大量的到四川,云南写生。1980年举办了第一个画展“四川、云南写生画展”,就被誉为“长安画派后起之秀”。1981年6月《美术》杂志推出两个彩版和一篇创作谈使李世南这位业余画家一夜成名。在西安马军寨创作的《马军寨记事》,贾平凹在题跋中这样写“长安城西郊,有一荒野村落,曰马列军寨,古屯兵军训之地。画家李世南四十二岁至四十五岁蛰伏于此,这两年半里是画家生活最困难之时,是画家读人世大书之时,是画家变法之时…… 观《马军寨记事》,笔笔深情,色色动容…… ” “世南出潼关,留我多孤独,一别有三载,忽见独行图。” “观世南《高士图》,看到的是世南一颗清而孤傲之心,观当今画坛,能有这般心境人几多呢?”此后,贾平凹在李世南的《孤行图卷》《世南独醉卷》《高士图卷》五次题跋。贾平凹所赞李世南的画家变法之时,就是指李世南在马军寨形成的一套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泼墨大写意人物画法。1983年,贾平凹创作了报告文学《苦恼者——记画家李世南》,因所在单位领导种种刁难,直到两年后才在湖北《长江》上发表。
塞尚说:“我要用一个苹果震动巴黎。”1984年,44岁的李世南再度深入陕西白水煤矿,创作出表现煤矿工人精神面貌的《开采光明的人》,用泼墨大写意人物画在现代主题性创作上的成功实践,震动了全国第六届美展。
马军寨时期已经成名的李世南,意外地在1983年又经历了一次风波,李世南所在单位派一名政工干部到马军寨要求严密监视李世南,铁路系统的公安便衣跑到马军寨找李世南诱骗他供出创作的“黄色作品”。那时西方的人体素描照片只能在私下临摹,李世南当面把罗丹、徐悲鸿等人的人体作品甩给了这个便衣。经此事后,湖南的周韶华在“陕西省十三人画展”中看到李世南的作品,甚是吃惊,了解到李世南现在还是以工代干的业余创作,决定将他调到湖北省美协。这时,西安美协的领导发现湖北抢人,百般阻挠。周韶华一不做二不休,通过省领导亲批将一家三口人的户口到湖北重新上,终于把李世南调了过去。当年的《湖北信息》报还把此事当作“引进人才”的重要新闻专门报道,让全国的美术界侧目而视。
“八五思潮”是中国文艺百花放的时期,李世南到武汉立即举办了“李世南回顾展”。当时武汉有画家、批评家周韶华,皮道坚,尚扬,彭德,哲学家有张志扬,鲁萌,陈家琪等。李世南在武汉六年耳濡目染,使得心胸开阔许多。美学是感性学,情绪宣泄极为重要。在此期间创作的《灯系列》《白屋系列》,打破前人的禁忌,以胶掺粉,淡墨积染,充分表露出了他与西安时期的迥异。李世南武汉六年,最终也没有躲开湖北美协内部矛盾斗争的旋涡。1991年,51岁的李世南为了躲避是非,怀着一切从零开始的信念去了深圳画院。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深圳时期,“黄宾虹画展”给他很大的启发,黄宾虹笔下的形式构成与西方抽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他多年苦苦寻找的传统与现代的接合点。面对黄宾虹对笔墨原则的坚持,对笔墨的存在价值做出的富于独特个性的阐发,李世南认识到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最佳路子是从中国画自身的发展轨迹寻找通往现代之门。他用黄宾虹的笔墨意趣画了一辐《黄宾虹像》,悬之素壁,朝思暮想,去领悟笔墨本身的“精、气、神”。此时,他不再将笔墨看做是仅仅依附于造型的形式手段,而是回归到笔墨本,以笔墨为境界,实现大写意上的形神兼备。
造化弄人。1993年3月,突如奇来的脑血栓一下子催垮了李世南,落下一个半身不遂,一个原本健走如飞的人突然半身不听使唤,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在无奈与无望之中度日如年,优如一只受作的困兽,在他的作品《土围子系列》中拼命的挣扎。出院后,李世南拒绝了一切对外的活动。他需要静静地想一想,反省自己的大半生。“孤寂中才能自己和自己对话。”于是,他想到了石鲁,写出了纪念石鲁的《狂歌当哭—记石鲁》。当河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画家李伯安得知这部书稿后,便主动承担了这本书的责编工作。1997年这本书得出版。一年后,李伯安猝死在自己的画室门口,他的未竟之作《走出巴颜喀拉》轰动全国,李世南却与李伯安无缘相见。
“看到1999年李世南的自画像,我们很容易想到痛苦一直伴随着他。这种痛苦并不仅是形而下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遭遇带来的痛苦,而是在为艺术追求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而痛苦。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是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的张力冲突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一种超越自身的命运,超越自身的生存、具有先知先觉意义上的追求真理精神、苦行僧似的痛苦。这是许多大艺术家共同的特性。他的画不是肤浅的,媚俗的,而是作为社会个体的对人生命追问,对人生命意义追问。这一点,石鲁的感觉非常的强,李世南是继承了石鲁的精神。”邓平祥与傅京生撰写的《李世南绘画中的人文内涵》一语中觚,走进李世南的精神。七年病痛的煎熬与社会的主动远离,已经使平和的李世南积聚了太多太多的压抑。这种挣扎又总是紧裹在躯壳里,一旦无法忍受,他就可有能不顾一切。20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夏天,他又一次逃向苍天,在狂风大雨中奔向河南。
河南南阳桐柏山的水帘寺虽然远没有白马寺、少林寺显赫有名,但是禅风纯正。禅僧们至今年仍坚持农禅并举。几年前圆寂的水帘寺方丈印恭法师就在山巅苦修理30年之久。现在,山顶还有不少僧尼常处结茅庐闭关苦修。
因此在佛教界提走南阳水帘寺都会肃然起敬。中国的文人在逆境与失意中往往企图望到佛门净土中寻找安慰。李世南也不例外。由于水帘寺地处偏僻,很少受到世俗的侵扰。李世南的河南第一站便选于此。晨钟幕鼓,古佛清灯。
居水帘寺十天之后,李世南画了一组《桐柏山册页》,此时他的画风已经转向空灵,画出震惊画坛的《弘一法师》。后李世南辗转法王寺,与方丈佛接触后,创作108幅《中国历代高僧》。高僧图用仿古宣纸画成笺谱形式,用
泼墨大写意的手法尝试画几寸大小的人物,开创了中国泼墨画的先河。
河南寄居期间,李世南偶从开封得到一只民国年间开封相国寺和尚用过的戒钵。不到一个月,他又回绍兴老家又意外得到一只晚清时期嘉兴净严寺的戒钵,感慨万分,就将郑州小李庄寄居的房子改成“钵庐”,开始了他的《中国历代高僧》图。此时,中央电视台“艺苑风影线”摄制组到郑州拍摄李世南的艺术专题片《钵庐 — 一个画家的故事》,李世南随摄制组回访阔别多年的西安马军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