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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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的行者

记画家李世南

文/佩之

作为当代著名的水墨人物画家，李世南始终给人一种特立独行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那极不平凡，几度迁徙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不断毁我又不断塑我的艺术品质和他那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实践。我们翻阅他五十多年的艺术经历，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又不断地在发展自己，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默默的、孤独的前行，没有重复，没有循环，只有创造，只有革新。他，就是一位孤寂的苦行僧，四海为家的漂泊者。

李世南，祖籍浙江绍兴，1940年生于上海，曾先后师从何海霞、石鲁。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历年出版有近十种个人画集，并撰有回忆录《狂歌当哭——记石鲁》《羁旅——病中日记选》和《笔墨·人生》等。对其生平艺术的研究专集有《李世南的水墨世界》、《岁月有情》等。

评论李世南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汇来形容他的艺术实践，因为他的艺术道路太过宽泛，无论是他早期跟随何海霞、石鲁时具有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具有意象风格的泼墨、泼彩作品，抑或是具有抽象意味的笔墨表现主义，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亦都代表了不同时期其对水墨艺术的不同理解。从写实到意象，从意象到表现主义甚至到抽象，李世南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逐渐纯化的过程。

论者一般把李世南的经历划分为西安时期、马军寨时期，武汉时期、深圳时期、河南时期，诚然，李世南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里确实创造出了不同品质的艺术作品，但是，地域的不同并不是根本，重要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特质给画家带来的不同的情感和精神追求，或许正是为了激发内心潜在的艺术因子，才驱使他一再的迁徙，甚至把自己身心上受到病魔的侵袭也看作是上天的安排。在《笔墨·人生》他曾经这样说：“我信奉‘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不断重复自己的艺术，只是一具行将就木的躯壳。因此，我视昨日的成绩为明日黄花，不喜欢再去津津乐道。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天都应该成为自己新的起点。正因为这种思想，我才不断地有新的追求，哪怕它不完美，但只要有生命的涌动与燃烧。也正是由于这种想法，我才再三迁徙，一再将自己已经得到的名誉、地位、待遇弃之不顾，去寻找新的挑战、新的磨练，这一切我都无怨无悔，哪怕是十年前的一场大病，我也将它视为命运的恩赐，使我得到一次难得的锤炼与升华。”

当我们审视李世南的艺术创作时，不难发现有一条主脉在贯穿其中，那就是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其对生命、精神、灵魂的追求在不断地加强、不断的深化，在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深处。正是这种对生命和灵魂的不断追问，才使得李世南的艺术愈来愈不受具象世界的羁绊，愈来愈接近生命的本真。从早期的具象水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意象水墨，再到近二十年来的笔墨表现主义甚或是具有抽象意味的水墨实践，都表明画家在不断地从传统文人画精神向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思考。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李世南还在泼墨语言的开拓和锤炼上着力的话，那么，到了八十年代末，他的泼墨语言则更加完善、完美。他的泼墨语言从梁楷出发，经过一己化处理，使得传统水墨逐渐向现代水墨转变，通过泼彩和泼墨的交融，使的画面更加丰富，更加具有表现力和可观性。我们可以通过1987年创作的《走天涯》、《老僧》、《达摩》，1988年创作的《舞祭》，1988年创作的《二老图》得到印证。九十年代的李世南，似乎已经对笔墨的技术性追求逐渐弱化，他的笔墨已经变得更加纯粹，不再将笔墨看做是仅仅依附于造型的形式手段，而把回归笔墨本体、以笔墨为境界作为追求目标，更多的是强调笔墨精神。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独行者系列》。《独行者系列》成为李世南深圳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其中还入选2003年中国美术馆建馆40周年大庆的“开放的时代”展和同年中法文化年在法国举办的“百年中国绘画展”。《独行者系列》是李世南生命的交响，是李世南大半生与命运抗争的写照。之后，他有创作出了《土围子系列》和《流逝系列》，但艺术高度都不及《独行者系列》。

李世南一生飘泊不定，从他16岁背井离乡，就注定了终生漂泊的命
运。20世纪末的夏天，李世南从深圳来到河南郑州。中原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佛教氛围深深地吸引这李世南。这一时期的李世南一心向佛，期待这疲惫的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桐柏山居册》就是他到河南的早期代表作之一，这组作品中，人和山已经成为一体，山已然成为心绪的意象，具有象征的表现色彩。之后又创作了《过客图卷》、《大风歌图卷》等一批重要的作品。《中国历代高僧》是李世南河南时期的一个宏伟构思，用泼墨大写意的手法尝试画几寸大小的人物，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在他已经完成的部分《高僧像》中可以看到，这些几寸大小的人物，却传达出一种博大的张力，水墨在他的笔下自由自在，墨渍更多地带有抽象的意味，体现出画家经历诸多人生磨难后的归寂。

我们分析李世南的艺术实践，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必须把它置之于时代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20世纪以来，一些有良知的艺术家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美术革新实践，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艺术革新运动，各种思潮和主张不断涌现，林风眠的“中西调合”论，徐悲鸿借西方古典之意技巧来改造中国画的现实主义体系，学院派，以及学院派之外的石鲁的没骨人物，黄胄的速写风格人物以及程十发的装饰性人物等都为20世纪的人物画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李世南就是在这样一种水墨发展格局中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他左右冲突，奋力前行，极力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和风格体系。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到中年的李世南面临着在夹缝中中生存的危机，他必须确立在当代艺术中的位置，否则将会被时代所遗弃。正如李小山所说：“中年一辈艺术家处在最痛苦的阶段，他们左右冲突，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前面有踌躇满志的老人挡着，后面有无所顾忌的青年人挤着，日子确实不好过。”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李世南的水墨艺术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在全国的名声大振，和他同一时期成名的还有延续了学院派体系又有所发展的人物画家周思聪和非中非西的水墨画家石虎，他们同倾向与水墨意象表现的李世南，共同形成一个三角鼎立的局面，而很大一部分画家在这次突围中并没有成功，最终变得悄无声息，成为时代的弃儿。

任何一门艺术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李世南水墨艺术的存在也有着传统元典的支撑，但我们在探究李世南水墨艺术风格母体的时候确实有一点难度，因为李世南有着深厚的传统修养，他的水墨艺术，兼收并蓄、取精用宏，并不能对其做一简简单单的概括。最直接且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老师——石鲁，石鲁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艺术和通过艺术所表达的人格精神影响了李世南，石鲁那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和人生经历无不影响着他，这一点可以从其回忆录《狂歌当哭——记石鲁》中得到印证。在李世南几十年的艺术探索中，梁楷对其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在李世南看来，梁楷的水墨不可能被看成是传统的一个结果，而应该是一个问题，一个被历史冷落乃至被淡忘了的问题，本着对梁楷的疑问，李世南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做了大量的思考和实践，并对以后的诸多水墨艺术进行了汲取和吸收。诸如徐渭水墨中情绪化的表现主义意味，八大山人冷峻的模式化意象造型，石涛花鸟中的墨韵，任伯年水墨人物的造型，甚至齐白石水墨中那“写”的意味都对李世南的水墨艺风格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

一些观者看了李世南近些年的创作或有不可理解者，殊不知李世南的这些近似抽象意味的画作是其大半生艺术经历的自主选择，这是画家进入大化之境后的归真，我们分析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中有着浓重的传统因子，既有梁楷的泼辣、徐渭的癫狂，又有八大的冷峻、张旭的奔放，可以说李世南是当今中国画家中接受传统艺术熏陶最为全面的人物之一，在李世南的艺术世界里，文人画的明哲、智慧与时代的热情、进取毫无痕迹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李世南是一位情感真挚的画家，他的艺术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孤独的意识赋予了他那种能够承受孤寂、独立于潮流之外的勇气，因为“孤寂中才能与自己对话”，他的艺术注定了他的孤寂，或者说他的孤寂成就了他的艺术，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默默前行。李世南的艺术能否成为经典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但无论如何，他都会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义无反顾地前行，因为，他与生俱来就是一位孤独的行者。

（注：作品一卓玛80x55生宣彩墨1969；作品二，独行者系列之一153x80纸本水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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