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光 :
原稿来源——中国书画报
头一回见李世南是在西安，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荣宝斋见过他的几幅水墨人物画，那是甜美的没骨画，艺术个性很鲜明。其时，老友詹忠效是《广州文艺》的美编，在刊物上发过他的画，而且寄赠过我—幅。到了西安，得知他是绍兴人，是我的浙江老乡，更产生了拜会的念头。
世南那时只住—间小屋，自称“半壁居”。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清贫困苦的艺术家。几年以后，他回忆起那次相聚：“唉，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想为你画幅画，也没有地方。”当时他送了我一本画册，是泰国为他出的，画了不少僧侣，深沉苦涩，与前些年在荣宝斋见到的画风迥然不同。
第二回见他，还是在西安。不过，他的家已搬到郊区的马军寨。离城挺远，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在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他的家。他租的是农民的土房子，住二层，两间，邻居都是村民。他不在家，他的夫人告诉我：“我们就要调到武汉工作了。”他夫人是宁波人，是位很贤惠的女人，知道我诚心来访，早已送信给看社火的丈夫。世南回来已是傍黑，怀里抱着一个沾满泥土的古陶罐。他说：“这瓦罐，是在—家农户的猪圈里发现的，给了老乡三元钱，就抱回来了。”我为这次仓促的来访感到内疚，要是我不突然来访，他定能收藏到更多更宝贵的文物……
世南极热情极好客。虽然祖居浙江，但他是李世民的后代，有北方人的豪爽，他将家中唯一的一只鸡给宰了，盛情款待了我们。用餐时，他聊起了中国画。他说：“崔子范的东西大气，齐白石之后属他了。陈大羽也大气。我喜欢他们的画。”饭后，看了他的二十多幅新作，多为写意抒情，比较苦涩。我想，这与画家的处境是联系着的。世南告诉我：“这种困境，对我的艺术是很有好处的。搬到村子里住了两年就要搬走了，太短暂了。这样的画，以后画不出来了。不过，还有压力。我的画，有些人不承认，我就喜欢不断地变，人家承认了，我再变，又变得别人不承认，这样才有味，艺术上才能长进。”从他充满眷恋之情的谈吐中，我感到马军寨已深深装在他的心中，将对他的一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三回见面，是他落户武汉之后。他是怀着对楚文化的向往而到江城落户的。1987年，我们与《武汉晚报》联合举办过一次国际拳击比赛，我是策划人，白天黑夜忙得不亦乐乎。但一到武汉，我就打听世南的住处。到一个地方，不见朋友，就淡然无味。
一见面，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他指指盆里鲜活的一群鲫鱼：“中午我们喝它几杯！”我何尝不愿神聊一天呢，但公事在身，只得很抱歉地说：“中午我有事，得宴请国际拳击联合会主席乔杜里先生……”世南听罢，一挥手，说：“那我们就抓紧时间画画。”
我们进了画室，他将四尺整纸裁成两长条。先画了一位伫立湖畔的手持雨伞、身背书包者，他边画边说：“这是我自己…… ”然后画了黄土高原的窑洞、羊群、送葬者……最后是一位云中漂游者。”他望着画就的长卷，感叹道：“到了武汉，我又日夜思念我生活过的西安，常常梦见长安边上的那个马军寨。失去的，往往是最令人怀念的…… ”人们说世南的画是“情绪画”，这不无道理。这幅长卷不正是他痛快淋漓地宣泄情感的见证吗？
一次，我应“领带大王”曾宪梓先生的邀请与他同游他的故乡广东梅县。在广州，参观秋季广交会时，在绘画馆见到了李世南的一幅画，售价是八千元。回京后，我去了一封信，说起此事。我在信中写道：“世南兄，又长久不见了，不过近日在羊城与你邂逅一次，但那不是你本人，而是八千元。”他立即就回了信。信特厚，打开一看，才知道寄来了一幅近作。一支燃烧的红烛，几团黑墨，题了三个字“苦读图”。好一个李世南！兴许，他把我这句幽默话理解成另一种意思了。但那可真是一幅难得的精品呀！
不知什么缘故，他后来又离开了武汉，到闹市深圳落户了。也许他是冲着深圳灵通的信息去的，冲着繁荣的经济去的。不管社会上有什么议论，但他一定是一个执著的艺术追求者。世南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一流画家，艺术上的跋涉是相当艰难的。他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又不断地否定自己，折磨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宣纸是我的天地，我在这天地中孤行。那一片白茫茫的尽头难道是海市蜃楼？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挣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呼喊：还要走多久？”在人物画创新艺术上，他成为一位超越者，但这种超越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他太累了，太困乏了，终于在一个午夜倒在深圳的家中。好在抢救及时，他活过来了，但瘫倒了。我焦虑万分，打长途到深圳询问他的病情。他夫人告诉我，世南正在治疗，得慢慢恢复。后来又告诉我，能站起来了，但行动还是不便，画不了画。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他。1993年5月29日，在病倒两个半月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突然在3月15日半夜脑血栓，幸抢救及时大难不死，但左身偏瘫。经住院一个半月治疗，目前出院一个月了，可以扶了拐杖行走，但左手尚未有多少起色，生活不能自理……我情绪一直很好，也很坦然，没有一命归西已属不幸中之大幸。现在更是大彻大悟。人生几何，万事都要看得通透才是。今年初就因为一是北京通知要我参加‘批评家提名93年度展’忙了一阵。又是河南要出‘中国逸品十家’，要准备作品。再是深圳要拍我的专题片。三件事合在一起，有些累了，又吃了一点酒，所以引发此病。以后就要更洒脱些，画也不可过于严肃了。”他不能倒下，他应该站起来，继续跋涉，继续探索，中国画坛上应该有这么一位苦苦前行的艺术家。1994年春天，我去宝岛台湾访问，路过深圳，特地到他府上住了一夜。此时，他已能慢慢行走，但走得很吃力，颤颤巍巍的。
“我太好强了，一下子干那么多件事。人物画，人们都说我处在变法的领先地位。为了保持这个地位，我得拼命…… 太累了，倒下了。死过一次，一切都看透了。什么名利地位，统统是身外之物。这一年多，尽养病了。前些日子，已能画点儿小画，有人说我这辈子画苦画太多，不吉利。”他指指墙上的一幅新作，“我画了一幅观音菩萨，愿菩萨保佑我…… ”
他拿出一沓手稿，写得很工整，“这是我回忆老师石鲁的稿子，只写了这一些。写着写着就缺信心…… ”我拜读了那部分手稿后告诉他：“写石鲁大师的东西太少了，很珍贵，而且你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写得也很好，真的，写得很有感情，应该写完它，出版它……”我给他提了点建议，“细节尽可能写得细一些，生动一些。”听我这么一说，他情绪高涨了许多。他与我相约：“我坚持写下去，想起一段写一段，写完后，你帮我在文字上过过目。”我满口答应了下来。
1995年末，他给我寄来了一本《中国历代书法家像赞》的线装书，是他在武汉时画的作品。在附信中，他说他的身体有明显的恢复，生活基本可以自理，特别是精神状态几乎恢复如初：“我的习惯是清晨躺在床上思维最活跃。现在每天几乎都处于创作的冲动之中，各种各样的构思如潮水般涌来，层出不穷，奇奇怪怪。我意识到这是身体恢复的一种征兆。因此，今年我暂时把忆石鲁的文稿放置起来，趁热打铁先画画。现在有三组系列在断断续续的创作中。从其容量及气魄来看，都不比以前的作品逊色。”在信中，他欣喜地告诉我，“初到深圳那两年，陌生的环境使我完全陷于迷茫之中，不知道该画什么，又不想再重复过去，简直是六神无主，十分苦恼，创作几乎停止了两年。如果那样下去，我的艺术生命真的会毁于此地。没想到这场大病毁了我的健康，却拯救了我的艺术生命。当我从死亡中苏醒过来时，我竟换了一个人，心境豁然开朗，而创作的主题也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表现对命运的抗争，高扬生命的主题。其实，这主题在我的创作中是一贯的，只不过暂时迷失了几年。现在重又在我的作品中奏响，这不能不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何其有幸！”
我真高兴，这位才华横溢的画家重新站起来了！这意味着，在跋涉的队伍中，将依然活跃着这位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献身者。
到了1996年夏天，世南打电话给我，高兴地说：“《狂歌当哭——记石鲁》书稿已写完，马上给你寄去，你给看看改改，再写一篇序。”
卒读书稿后，我在电话中激动地告诉世南：“你写了一本好书。在我近些年读过的写艺术家的传记中，你的这一本是最好的。”
这是一本用生命写的书。正如世南在“后记”中所写：“在我的艺术跋涉中，石鲁始终伴着我，激励着我，可以这样说，没有石鲁就没有我。在我案头的石鲁相框上，插着一朵纸花，它从追悼会后就一直留在那里。十四年过去了，照片已经褪色，它却没有。每当我瞥见老师注视我的目光，便为未能写下一点关于他的文字而愧疚不安。”他拖着病体，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写出全书。我在《狂歌当哭》的序言中写道：“此书具有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我想与世南兄本身的经历是不无关系的。像他这种‘九死一生’者或者有过死的体验者，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要比常人深刻，对人生的感悟要比常人高深，对艺术的理解要比常人超凡脱俗。不是此时的李世南，是绝写不出此书的。”
写完此书，世南感情上卸了一大包袱。但他是不会安于现状的，他又在思考，怎么使自己的画变得更具冲击力……
我曾有幸与世南作了一次难忘的艺术交流。
这天一大早我去世南家，在天景花园路旁，遇见去上班的世南夫人。她说：“世南看了你的画，这两天都睡不好觉，老跟我说，鲁光的画那么现代，我的画怎么变？今儿早上还跟我商量，我给他裁了一些纸，正准备作画呢，你去吧！”
昨日送去我的一些画照请他提提意见，想不到他会作出这个反应。
未待按门铃，防盗门已打开。世南说，从窗户看到我来了。
聊了好半天画画之事。世南说：“你说我的画怎么变才行？老画古人，古人怎么变呀？人物变了，配景怎么变？”还拿出画册，“在屋里，人们都喜欢我的画，但我的画一拿到展厅，就给别的画压了，显得太弱。”
我说：“你是洒向宣纸皆是爱。每个人物、每个局部、每条线，都很讲究墨色的变化。这是你最拿手的，当然不能丢，而且应该强化。我建议你在一张画上保留部分精到的墨色，其他的可以整体一些，对比强烈一些。割爱，是为了强化你的爱。不割爱一些，就突出不了你之所爱。至于题材，其实不是主要的，画古人，画花鸟，都是老题材，但必须用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去画。你的画，就应以现代观念去完善。同样一个题材，观念不同，效果就两样。”
“我们画画看吧！”世南说。
我想要画一幅牛做年历卡，就先动笔了。
画了一幅又一幅，最后才画出—幅比较满意的。
世南说：“这是精品，比你画展上的那幅自画像好。给我画—头奔牛吧！”
我即兴画了一头奔牛，并题写了“韧劲诚可贵，犟劲不能无，与世南兄共勉”。
世南动笔了。他站在画案前，入神。他拿着笔在空中来回比划，久久不落笔。画，先在他心中，然后才落到纸上。落笔时神速，走笔如风。画了我扛一支笔，牧牛。牛是我的变形牛。挂起画，看了看，他感叹道：“不行，牛变形了，但人物未变，不协调。”
以我看，画是不错的，挺有味道，但世南也言之有理。
不画扛笔了，他随意画了牧牛人和淡墨变形牛。挂起画，看了一阵，他说：“还是不行。”
这样画了三四幅，休息了一阵，又动笔再画。几笔画出了牧牛人，用赭色在牧牛人前后狂涂了几笔，用墨笔勾勒了一些牛角，一幅世南风格的牧牛图跃然纸上。
“逸品！”我说。
显然，世南自己也满意，说：“好画都是别人的。”他在画上题写了我的名字。
此时已中午1时左右。我们一道午餐，吃的是速冻饺子。
饭后品茶时，他说：“深圳这个地方太偏了，谁老往这里跑？有同行来访，也只是稍坐片刻就离去了，找不到人探讨艺术呀！我这个人是靠激情创作的，老关在屋里，这样下去不行。我得走出去，到北京，到上海，那些地方信息多…… ”
他又想离开深圳远行他乡了……
无疑他还会在痛苦中挣扎。他所从事的职业，就注定他这一辈子都过不了安生的日子。那就让他继续去孤独，继续去痛苦，继续去挣扎吧。不如此，成不了大事业。
后来听说，他到了河南，住了寺庙。又听说，他回到了故里绍兴……
一次，我在杭州买了一大束洁白的鲜花，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绍兴看望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到了绍兴，才知道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在朋友家养病。本欲约他参加庆祝奥运画展的事，到了嘴边说不出口。养病是第一位的。画展开幕前夕，他回北京，我去了一个电话约他的画稿，他说：“我在回深圳的路上，怎么办呢，我的画都锁在北京的画室…… ”只能留一个遗憾了，朋友“大笔会”，却缺了他。
2009年春，我逛琉璃厂时，在东街的一家画廊里，意外见到了他的女儿李萌。这是她开的画廊，楼上楼下展示的清一色都是他爸爸的水墨作品。在这条画廊林立的文化街上，这是独一家。她告诉我，店是她自己开的，爸爸还在河南，过些天会来看看的。
有一天，果然在这家画廊里邂逅世南夫妇了。他陪我楼上楼下看他的作品，尤其是他早期的写实作品。他说：“我的写意人物画是从写实起步的。”他很少到画廊来，但我每次去琉璃厂都要光顾这家画廊。2010年开春，当我走进画廊时，发现满眼新作，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李先生的近作。”虽见不到人，但可以见到画了。见到这些画，就能或多或少感受到世南的变化和近况，见画如见人啊！
（原稿来源于《中国书画报》14版）